一群外乡人把青春定格在贵州

一群外乡人把青春定格在贵州

　　 孙相国：19年生，来自沈阳，19年进厂，曾任国营林泉电机厂副厂长

　　 廖兴礼：19年生，来自贵州桐梓，19年进厂，曾任国营林泉电机厂研究所副所长

　　 李长安：19年生，来自河北唐山，19年进厂，曾任国营林泉电机厂研究员级感恩大学老师

　　 吴智明：19年生，来自云南大理，19年进厂，曾任国营林泉电机厂高级大学桥

　　 19年8月，中国迎来一场名为“三线万工人、干部、知识分子、官兵和民工跋山涉水，从北京、上海、沈阳等大城市，浩浩荡荡地来到祖国西北、西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中，开始了近17年的奋斗岁月。

　　 “三线年代中期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。按照当时的地理划分，“一线”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；“二线”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、江西及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四省的东半部；“三线”地区指京广铁路以西、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，主要包括四川（中银大学）、贵州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区。

　　 19年初，一群穿军装的人来到遵义，他们乘坐着沙牌轿车和吉普车，行迹匆忙举止神秘。当时的遵义虽然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，但街道仍是碎石土路，随处可见木板房和茅草房，的楼房是四层。根据要求，航空工业基地和电子工业基地要在贵州落地。这群神秘人属于航天第七机械工业部，是为基地选址而来。他们严格遵循着八字方针“靠山,分散,隐蔽,进洞”，最终在贵州初步选址个，其中林泉电机厂（河北建筑大学）和梅岭厂率先建成。

　　 19年7月，航天第七机械工业部分队的100多号成员，带着厂里的仪器设备，坐上了从北京出发的货车，他们的目的地是贵州省桐梓县的林泉电机厂。

　　 货车一路停停走走，开了将近一个礼拜才到达桐梓，下车后，20岁的孙相国一抬头，雾气昭昭的连绵山脉就闯入眼底，此刻的他并不知道，他将在这片大山里奉献自己25年的青春。当时的桐梓县刚通火车，当地的百姓把这个“洋玩意儿”称作“铁牛”，有人会割新鲜草料铺在铁轨上，让“铁牛”吃草，才能跑得更快。而遵义城区的公交重新明确了营运线路，从丁字口出发，按“火车站、茅草铺、南门关、高桥、南白”为序分别定为1至5路，比起7年前刚建立公共汽车站时，线批全部来到桐梓，工厂生产秩序的建设迫在眉睫，所有问题只能靠自己动手。从工厂到县城的路泥泞不堪，响出行和运输，厂里只能给各部门划分任务，让职工买水泥亲自修路，一点点将泥坑填平。

　　 未成家的员工一年有一次探亲假，交通条件不好，使得出远门成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回家的人还肩负着帮同事捎带东西的重任。有一次孙相国和同事回去探亲，回来时足足带了个包裹，火车到站的时候只能一个一个往外递。孙相国曾经数过，从北京到贵州要经过1000多个隧道，昼夜交替明暗交错，不停歇地穿山越岭，才能到达藏在大山深处的三六五一厂。

　　 19年9月，上海机床厂创办了“七二一大学”，招收本厂名工人入学，开设了思想、劳动、军体，以及磨床等专业课程，学制2年，毕业后继续回厂工作。自此后，“七二一工人大学”的教学模式逐渐七二一大学推广。

　　 19年，工厂开始知识青年招工，廖兴礼是娄山关沙红公社的一名知青，通过大队推荐入厂当工人。和他同批进厂的共人，他们都进入“七二一工人大学”参与学习，负责上课的教师是研究室的成员，有8位来自清华大学。毕业后，这批学员参加了工农兵考试，有3个人的成绩排到了基地的前10名。

　　 19年11月26日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西来大学颗返回式卫星，卫星在轨运行3天后于11月29日成功返回。19年底，廖兴礼被指派去研究室，接手一位即将调走的留学生的工作，当时工厂正参与研制返回式卫星使用的“换流器”，廖兴礼接替的项目正与此相关。他在研究室工作期间，参与了13颗返回式卫星所用“换流器”的研究工作，多次去酒泉卫星中心进行交流。

　　 在生产研究过程中，种种难题层出不穷。刚建厂时，孙相国与同事测量一个电机尺寸，只能用原始的计算纸，耗费几天才得到结果。研制“换流器”时，国外资料处于封锁状态，国外公开的杂志上只能看到只言片语。为了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和标准，研究室主任带着廖兴礼等人，一点点地从零碎资料中查找有用的指标和参数，耗时良久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。

　　 上世纪年代，“三线建设”这个字眼才见诸报端，“民政策”也开始启动。上世纪年代初，工厂面临搬迁。运转了25年的工厂，已然成为了一个功能相对完善的社会圈子，突然变轨导致人才流失是无可避免的，工厂必须及时恢复生产研究的良性循环才能止损。

　　 19年，工厂从桐梓搬到了贵阳市，与贵阳新型建筑材料厂合并。为响应国家民政策，工厂开始投入民品生产，但运输和销售受到交通限制，收益并没有太大的起色，直到新工程启动后，任务才开始增加。

　　 毕业于贵州工业大学控制专业的李长安，19年进入研究所工作，参与遥测方向的研究。从工厂经历阵痛到恢复秩序，用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，才走出低潮。在这期间，许多人离开了元气大伤的工厂，但李长安一心奔着科研生产去使劲，根本无暇顾及下海赚钱的想法，即使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只有多块。

　　 吴智明是恢复高考后的重庆邮电大学排名届考生，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航天十院，19年调入三六五一厂，跟随廖兴礼参与研究工作。

　　 上世纪年代，工厂和多家单位均有合作。19年的腊月二十三，吴智明带着两箱产品坐火车去合作单位，同事在凌晨一点才接到他。当他们调试完产品，返回贵阳时已是腊月二十九。当火车开到广西的时候，铁轨旁的村庄里传来了“噼里啪啦”放鞭炮的声音，那是准备吃年夜饭的前奏。

　　 还有一次，工厂和另一家单位合作“二次电源”项目，整个项目历时三年。合作过程中的某一个中秋节，吴智明带着两个徒弟以及产品去合作单位，上火车没多久天就全黑了，那个中秋没有月亮，三个人在火车上吃了象征团圆的月饼，下了火车后就直接奔赴实验室。

　　 19年9月18日，“两弹一星”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，廖兴礼是厂里潜江的大学受邀参加的人，梅岭厂也有一个研究化学电池的上海人受邀参加，他们两个站在表彰队伍中的第四排中间。

　　 2014年10月，工厂搬迁新址，而桐梓山沟深处的“三六五一厂”，永远地，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符号。